地理语言学 | 陈荣泽：藏语地理分布格局的形成原因【转发】

以下文章来源于藏人文化网，作者陈荣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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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曾晓鸿

藏语是藏族使用的最主要的交际工具，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是藏缅语族中分布最广的语言，在境内外都有分布。境内藏语主要分布在我国西藏、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等五省区，使用人口为459．3万［1］。境外藏语分布在毗邻我国西藏自治区的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的部分地区，使用人口尚无确切统计数据，仅知在巴基斯坦巴尔蒂语的使用人口约为20万［2］。本文重点探讨现代藏语地理分布格局的形成原因。

一、人口迁徙与藏语的地理分布

人作为语言的载体，既是语言的创造者、使用者，也是语言的传播者。在通讯极不发达的古代社会，语言的传播扩散主要是通过人的迁徙来实现的。人口迁徙是语言向更广阔的地域空间横向传播扩散的重要途径。对藏语而言，古代藏族的人口迁徙极大地拓展了藏语的分布范围，奠定了藏语地理分布格局的基础。从历史上看，古代藏族的人口迁徙与吐蕃的军事扩张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7世纪初，悉补野部崛起于雅隆河谷，不断开疆拓土，在将苏毗诸部归于治下之后，定都逻娑城，建立起了盛极一时的吐蕃政权。自此以后，吐蕃政权便开始向其周围地区展开频繁的军事扩张。

从唐贞观年间起，吐蕃便不断向其东、北方进行军事扩张，逐渐征服唐蕃之间的诸羌部落，唐蕃间频繁用兵。贞观十二年(638年)，因请婚遭拒，吐蕃迁怒于吐谷浑并对其发动军事进攻，“率羊同共击吐谷浑……又攻党项、白兰羌，破之。勒兵二十万入寇松州”(《新唐书·吐蕃传》)。龙朔以后，白兰、舂桑及白狗羌臣服于吐蕃(《新唐书·党项传》)。咸亨元年(670年)，大非川战役中，唐将薛仁贵绩败，“吐谷浑全国尽没……自是吐蕃连岁寇边，当、悉等州诸羌尽降之”(《旧唐书·吐蕃传》)。永隆元年(680年)，“吐蕃尽据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资治通鉴·唐纪十八》)。“安史之乱”爆发(755年)后，趁唐朝征调镇守河西、陇右的军队东援而边备空虚之际，吐蕃先后攻占河陇及西域。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入大震关，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九》)。西山八国就在这一时期被吐蕃吞并，“其种散居西山、弱水，虽自谓王，盖小小部落耳。自失河、陇，悉为吐蕃羁属”(《新唐书·西域传》)。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唐藩在清水会盟，划定双方边界。但吐蕃此后并没有恪守界约，786年吐蕃又占据盐州、夏州、灵州，且仍不断进攻西域，8世纪90年代先后攻陷北庭、西州及安西四镇，西域地区尽陷于吐蕃。

西面，吐蕃与象雄毗邻。“象雄”即汉文史籍所载的“羊同”，其西为大小勃律等中亚小国和大食。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象雄则成为吐蕃西向扩张中首当其冲的征服对象。吐蕃于6世纪后半叶的达日年塞赞普时开始经略羊同，但羊同时叛时降，于8世纪初才完全臣服于吐蕃。据敦煌藏文《吐蕃纪年》记载，象雄地区677年发生动乱，到719年被平定，从此大小羊同成为吐蕃的属地之一［3］。于是，吐蕃以象雄为基地不断向中亚扩张，进入勃律等地区。据《新唐书·西域传》记载:“大勃律，或曰布露。直吐蕃西，与小勃律接，西邻北天竺、乌苌。地宜郁金。役属吐蕃。”

南面，虽然有喜马拉雅山脉的阻隔，然而吐蕃依然将其军事扩张延伸到了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区。“南若门巴、天竺，西若大食，北若突厥、拔悉蜜等均可争胜于疆场，然对神圣赞普之强盛威势及公正法令，莫不畏服俯首，彼此欢忭而听命差遣也。”［4］这里的“门巴”应是泛指吐蕃以南、喜马拉雅山两侧地区及居民，涵盖其中的尼泊尔、不丹等则为吐蕃役属。在松赞干布时期，吐蕃曾将其军事扩张延伸至南部的泥婆罗(今尼泊尔)，杀泥婆罗之“宇那孤地”，立“那日巴巴”为(泥)王［5］，遂羁属于吐蕃。

在吐蕃的军事扩张进程中，原居住在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古代藏族也随之向周边地区尤其是向其东北方迅速扩散，造成了藏族人口较大规模的迁徙，因此在其控制的区域内就出现了大量的藏族。《资治通鉴·唐纪六十六》记载，“吐蕃每发兵，其富室多以奴从，往往一家至十数人，由是吐蕃之众多。”由此可知，这些外迁的藏族主要是吐蕃将领和随军奴隶(包括被征服的诸羌民族)。当吐蕃于9世纪中叶轰然瓦解之后，因“在没有接到国王命令之前，不得回防”［6］之故，外迁的吐蕃将领和随军奴隶没有再返回故土。因此，我们在唐以后的汉文文献中常可见到许多有关古代藏族移民的记载。《宋史·吐蕃传》记载，“然而其国亦自衰弱，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自仪、渭、泾、原、环、庆及镇戎、秦州暨于灵、夏皆有之。”《邵氏闻见前录》卷13载:“吐蕃在唐最盛，至本朝始衰，今河、秦、邈川、青唐、洮、岷以至阶、利、文、政、绵州、威茂、黎、移州夷人，皆其遗种。”从上可看出，自吐蕃衰亡后至宋代，古代藏族已广泛地分布在我国西南、西北的辽阔区域。与其他占领地区不同的是，吐蕃对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区的统治比较松散，仅施行羁縻统治。因军事扩张而迁徙到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藏族并不多，多数是在后来由于政治、宗教等原因从西藏迁入的。例如不丹，其特殊称谓“必域”(སྦས་ཡུལ)(汉意:“秘境”)暗示了门域作为从上至吐蕃时代到下至甘丹颇章政权时期卫藏腹地流亡者秘密避风港的历史地理空间［7］。

迁徙过程中，藏族将藏语文远播到其雅鲁藏布江流域以外的广大控制区域。在河西，沙州(后称敦煌)于唐贞元二年(786年)陷于吐蕃，吐蕃统治者将藏语带到了这一地区。高田时雄认为，“对敦煌语言有着根本性、持久性影响的当首推吐蕃语。”［8］在吐蕃时期，藏语文也传播到了西部的大勃律(今巴尔蒂斯坦)。陈庆英等认为:巴基斯坦斯卡杜县发现的藏文碑刻应为吐蕃在8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统治巴尔蒂斯坦时期的产物，具有民间性质，但难以确定为何人所刻［9］。不论该碑文为何人所刻，藏语文早在吐蕃时期就已经传播到巴基斯坦似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民间性质或许表明了当时藏语文在该地区已比较普及。即便是在吐蕃政权衰亡以后，在其雅鲁藏布江流域以外的统治区域都还在继续使用藏语文。即便是在吐蕃统治结束后，甘州和于阗官府都还在使用藏语文［10］。因此，吐蕃时期藏民族向周边地区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藏语的地理分布格局。此后的人口迁徙，如夏尔巴人迁徙中尼边界和蒙古和硕特部驻牧青海，对藏语的分布格局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吐蕃时期藏族的人口迁徙对藏语分布格局有着最直接、最重要的影响，它奠定了今天藏语地理分布格局的基础。

二、民族接触与藏语的地理分布

世界上的各个民族通常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民族间经常会发生各种接触。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民族接触也就必然造成语言接触。因民族接触的时间长短、程度深浅等，语言接触对语言的结构、功能造成不同的影响，产生不同的语言现象，如语言成分借用、语言兼用、语言混合、语言融合等。其中，语言融合(或语言转用)是指“在两种语言接触的社会里，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被迫或自愿地放弃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而换用别的民族语言的现象”［11］。语言融合会造成一种语言地理分布范围的扩大或缩小，直接影响着语言的地理分布格局。语言融合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民族融合的过程。民族融合则是不同民族在经过漫长接触演化后的一种结果。民族接触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行为，因而民族融合包含了两种可能，即某一民族同化融合其他民族，或为其他民族所同化融合。从历史上看，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吐蕃政权将周围的许多民族都纳入其统治之下，与其发生了频繁而持久的接触关系。其中，既存在藏族融合其他民族的情况，也存在被其他民族融合的情况。

（一）、藏族融合其他民族

1、藏族融合青藏高原诸羌部落

隋唐之际，青藏高原除雅隆谷地的悉补野部外，还存在着苏毗、羊同、吐谷浑、党项、白兰、西山诸羌等部族。吐蕃兴起以后，便不断征伐这些高原诸羌部落，并最终同化和融合了这些部落。格勒认为，藏族同化和融合诸古羌部落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一是完全同化，如苏毗、羊同、白兰等，几乎不知去向;二是大部同化，但在某些文化特征上，尤其是语言上仍保留部分残迹，今天仍可隐约寻其蛛迹，党项羌就属这类;三是在藏汉、藏羌、藏彝边界的部分古氏羌部落，虽也被同化，但明显保存着其部分文化原貌，使这一带的藏族文化显现出较多的多元性特点［12］475。在同化融合的过程中，多数诸羌部落已完全融入到藏族之中，使用藏语，但还有部分在民族心理、文化方面认同为藏族，但使用不同于藏语的嘉绒语、白马语等。这是藏族同化古氐羌民族不彻底的表现。

2、藏族融合河陇汉族

据《新五代史》载:“安禄山之乱，肃宗起灵武，悉召河西兵赴难，而吐蕃乘虚攻陷河西、陇右，华人百万皆陷于虏。”安史之乱后，河陇尽陷吐蕃，直到咸通二年(861年)张淮深克复凉州，陷没近百余年之久的河陇才全部收复。周伟洲指出，“吐蕃统治者在河陇等地对广大的汉族实行了强迫同化的政策，使西北地区各族一时均有吐蕃化之倾向。”［13］因此，大批处于吐蕃统治之下的汉族开始了“吐蕃化”的进程。从语言的角度看，汉族的吐蕃化大致说来有两种情况。一是汉族被完全同化转用藏语，如河湟地区。唐司空图《河湟有感》诗云:“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从该诗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吐蕃占领河湟地区后当地汉族人转用藏语的情形。诗句“尽作胡儿语”反映了河湟的部分地区吐蕃化程度已经很深［14］。一是汉族被部分同化，只是受到藏语的一些影响。《新五代史》记载:“文宗时，尝遣使者至西域，见甘、凉、瓜、沙等州城邑如故，而陷虏之人见唐使者，夹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犹念陷蕃人民否?’其人皆天宝时陷虏者子孙，其语言稍变，而衣服犹不改。”虽早在唐天宝年间就陷落吐蕃的甘、凉、瓜、沙等州百姓，但是到五代时衣服犹不改，仅是语言稍变。这表明其吐蕃化的程度并不高。杨铭认为，河陇汉人的“吐蕃化”逐渐向两个方面发展:一是河西走廊的一些“吐蕃化”的汉人后来随吐蕃部落南下退到了青海，后来完全融入了吐蕃乃至藏族;而另一部分没有迁徙的民众，则可能随着河西走廊民族格局的变化，融入了其他民族或回归了本民族［15］。

3、藏族融合西部民族

唐代吐蕃用兵征服勃律，据《册府元龟》载吐蕃在勃律之军队为“十万余众”，这些军队既是军队也是民族“同化”队，他们久居勃律，与当地居民接触，把古老的藏族文化带到勃律，同时吸收当地文化，他们在那里“据山因水，斩断崖谷，编木为城”，定居下来，经过千年的岁月变成了今克什米尔一带的藏族［12］522。直到今天，在西部的巴尔蒂斯坦，除了藏族以外，霍尔人、克什米尔人、赛义德人也说属藏语西部方言的巴尔蒂语［16］。这无疑是藏族同化融合其他民族的结果。这就使藏语的地理分布在西部的巴基斯坦一带最终定型下来。

（二）、藏族被其他民族融合

在吐蕃政权瓦解后，藏族有着极其广泛的分布区域。仅甘青地区在五代宋金时期藏族部落就有五个居住区:1、陕西沿边吐蕃居住区(即陕西沿边诸州);2、熙河兰会吐蕃居住区(即通远军及熙、河、兰、会四州);3、河北吐蕃居住区(即湟、鄯、廓三州及青海以西地);4、河南吐蕃居住区(包括积石军及洮、岷、叠、岩、阶五州);5、河西吐蕃居住区(包括灵、凉二州乃至河西走廊)［17］。通过古今比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藏族的地理分布格局经历了由青藏高原腹地扩散到其周边的广阔区域再逐渐退回到青藏高原的这一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甘青等地的藏族被其他民族融合是影响藏族分布格局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甘青地区的藏族主要是融入到了汉族之中大概始于宋代。据《宋史·吐蕃传》记载:“然而其国亦自衰弱，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自仪、渭、泾、原、环、庆及镇戎、秦州暨于灵、夏皆有之，各有首领，内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这里的“熟户”是指散布在宋朝边境且接受宋朝统治的吐蕃部族。为制衡西夏，北宋统治者对散布在甘青地区的吐蕃部族施行扶绥怀柔政策，那些靠近内地并受内地经济文化影响较深的吐蕃部族就逐步变为熟户。

据统计，宋代安多藏族(包括熟户、生户)约有210万人［18］。在北宋后期归顺北宋的吐蕃部落族帐约有120多万人［19］。北宋对这些熟户施行一系列抚绥怀柔政策，诸如政治方面的封爵、经济方面的茶马互市、军事方面的招募蕃兵等。而北宋对吐蕃的文化政策，对西北吐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宋朝对吐蕃的文化政策有:官办蕃学，培养民族人材;设立机构，编纂民族资料;讲求“儒艺”，行“中国法教”;定立律令，易蕃俗陋习;赐姓名氏，蕃汉融合［20］。宋朝对吐蕃的文化政策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宋代的诸多吐蕃部族(尤其是熟户)渐渐融入到汉族之中。如此一来，西北地区的藏族人口数量就日益减少。据汤开建推测，明代安多藏族人口不会超过40万［18］。语言是民族的一个重要标志，随着甘青地区藏族融合于汉族中，藏语在甘青地区的分布也就逐渐萎缩，慢慢地退回到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带，经过近千年的社会历史变迁最终形成了藏语在西北地区的分布格局。

民族融合会使不同的族群成为一个统一的共同体，拥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和共同语言。不论藏族融合其他民族，还是藏族融合于其他民族，民族融合对藏语的地理分布格局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使其地理分布扩大或缩小，并最终定型。其定型的时间大致是在藏族融合其他民族形成统一民族的11—12世纪。石硕认为，藏民族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大约形成于11—12世纪，是吐蕃政权灭亡后通过大量吐蕃部落在原吐蕃政权征服地域(青藏高原范围，尤其是甘青及川西高原地区)与原吐蕃政权征服的各部族居民经五代、宋、金长达几个世纪的相互杂处、共同生活及血缘上的彼此混同，尤其是通过“后弘期”藏传佛教在整个青藏高原地区的广泛传播和普及之后而最终形成的［21］102、112—113。当然，此后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也发生了一些民族融合，但是对藏语地理分布格局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仅是一些细微的变化，如青海省河南蒙古自治县的蒙古族基本转用藏语安多方言，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和盐源县大多数藏族转用普米语，青海省其他民族杂居区的藏族大多转用汉语，如湟中县、湟源县、平安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等［22］。

三、自然环境与藏语的地理分布

上文我们认为，语言地理分布格局的形成，主要是由人口迁徙造成的。人口迁徙促进语言的传播扩散，从而扩大其地理空间的分布范围。在此过程中，自然环境势必会对语言的地理分布产生一定的影响。

青藏高原，被誉为“世界屋脊”或“第三极”，分布在中国境内的部分主要包括西藏自治区、青海省，还包括甘南、川西、滇西北、新疆南部的部分地区，分布在境外的部分还包括不丹、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部分地区，总面积近300万平方千米。从分布上看，今天藏语方言的地理分布并没有超越青藏高原这一地域空间。石硕在论及西藏文明东向发展的原因时认为:自7世纪以来，吐蕃文明曾在空间上全方位地向外进行扩展并力图超越青藏高原的地理界限，但最终仅是使其文明扩散于整个青藏高原，而基本上未越出青藏高原的地域范围，这一现象表明高原环境因素对吐蕃文明在空间上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关键在于吐蕃文明自身所固有的和无法克服的对高原环境的适应性与对非高原环境的不适应性［21］122、132。这就充分表明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对藏族文明向外发展、传播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藏语是藏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藏语的分布也无不受到青藏高原自然环境的制约。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决定了藏族文明的分布，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藏语的地理分布。

当然，有少部分藏族没有退回青藏高原，而是居住在高原的边缘地带。这里存在着与青藏高原相类似的自然环境，藏族的文明也同样能传承下来，延续下去。例如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海拔在2040—4874米之间，以大陆性高原季风气候为主，年均气温在-8—4℃之间。于是，天祝既有类似青藏高原的环境，也有类似青藏高原的气候，因此这就为藏族在此繁衍生息提供了适应其文明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这也就是藏语分布在甘肃河西走廊部分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种文化的产生有很强的地域性，而一种文化的发展、传播也不能脱离其特定的自然环境。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传播扩散自然也不能脱离其特定的自然环境。作为藏族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藏语的地理分布。

结语

综上，藏语地理分布格局的形成主要与人口迁徙、民族融合和自然环境密切联系。吐蕃时期藏族向周边地区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奠定了藏语地理分布格局的基础。在吐蕃政权及其以后的较长历史时期中，藏族与周围的民族发生了民族融合，由民族融合引起的语言融合使藏语的地理分布格局日趋定型。青藏高原特殊的自然环境从根本上决定了藏族文明的发展，从而也决定了藏语的地理分布格局。语言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藏语的地理分布格局是藏语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而逐渐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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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西藏研究》2016年第5期

来源：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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